行走， 是人生最好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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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南阳小镇。大概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父亲每天早晨5：30就会准时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做一件我很讨厌的事：习字。无论是酷热难熬的夏日，还是滴水成冰的冬天，都要千篇一律地临摹柳公权帖。其实，我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自然没有练好字。尽管如今我的字还过得去，也有人说我的字有“风骨”，但终究没能成为书法家。
只是歪打正着，有心练字字未练好，却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早晨睁眼即起，每天工作至少比一般人多两小时。当人们还在梦中酣睡时，我已经挑灯早读了；当人们起床洗漱时，我已经工作了两个多小时。
小时候还经常埋怨父亲，甚至在心里把他比作《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现在看来，这是父亲给我人生最大的财富。如果每天比别人多工作2小时，一年就多了730小时，50年就多了36500小时。
2006年2月18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当我每天早晨5点左右起床，在写字台前伏案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浮现出他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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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进入镇上的初中读书。那个时候，学校的秩序开始回复正常，甚至连英语课也开起来了。
初中是我成长最关键的阶段，最幸运的是遇见了一批燃起我幻想与激情的老师。他们大部分都是外地人，都是文革前师范学院的科班大学生，估计也都是看过前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成长起来的师范生。他们渊博的学识，敬业的精神，和蔼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想来，中学阶段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最关键的成长期，这些名师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我们的乡村能够像那时一样有一批优秀的教师，中国教育一定会更加美好。
1977年初，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我很快报了名，招待所里的小房间成为了最安静的自修室，每天完成了通讯员的任务之后，就开始看各种复习资料。没有想到，我居然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年，我们兄妹二人双双考取，而且都是师范。
这是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高考。570万考生报考，最后只录取了27.3万，录取率仅为4.8%。能够成为其中一员，自然是时代的幸运儿。感谢邓公恢复高考的决策，让无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走进了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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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来到了江苏师范学院（后更名为苏州大学）。从此，我的生活，我的命运，就与这座城市，这所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大学生活紧张、丰富而充实。我大量地阅读，从文学、社会科学到教育学、心理学，认真地学习外语，用心地完成每一次作业，被同学戏称为“拼命三郎”。
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恩师燕国材先生。燕先生博学多才，在课堂上他倡导“标新立异，自圆其说”的治学方法，激起了我们的创造冲动。在燕先生的谆谆教诲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在校期间就参加了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心理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等编写工作，受到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法的训练，也很快成为这个学科的中坚力量。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年代，人们从封闭、愚昧的噩梦中醒来，崇尚知识、尊重人才开始逐步成为社会风气，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1982年7月，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从教育心理学研究班进修结束，回到母校苏州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室工作。1987年，因为教学科研表现卓越，我被破格晋升为当时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并且被学校任命为教育心理学研究部的主任。
1993年，我出任苏州大学教务处处长。任职期间，在苏州大学推出了必读书目制度、激励性主辅修制度、学分制、文科改革试点班、理科强化实验班等教育改革措施。过去鲜为人知的苏州大学开始引人注目。这一系列探索，也为日后“新教育实验”的书香校园建设、卓越课程研发等积累了初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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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我当选为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口的工作。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反映强烈的片面追求升学率、择校热等问题，我开始考虑如何改变区域教育生态的问题。
到政府工作以后，为了更好地指导工作，提高自己的效率，我开始大量地阅读管理学著作。1999年，我正好读到《管理大师德鲁克》这本书，熊彼特在弥留之际对德鲁克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熊彼特的这段话给我很大的心灵的震撼，这段话也成为我衡量自己学术成就的尺度。从此，我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称为“行走的教育学”。
从学者过渡到行动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要转变理念、情感，更要改变方式方法。
2000年，《我的教育理想》一书正式出版，书中提出了理想教育的系列目标，对理想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理想的学校、教师、父母、校长、学生等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论述，此书直接“催生”了新教育实验的正式诞生。
2002年6月，新教育实验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平台—教育在线网站。2002年9月，第一所正式命名的新教育实验学校—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挂牌，新教育实验就此扬帆起航。此时，新教育实验提出了“五大理念”，即与人类的崇高精神对话，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无限相信师生的发展潜能，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强调个性发展、注重特色教育。2003年9月，首届新教育实验研讨会正式举行，新教育实验共同体初步形成，为追逐美好的教育生活积极前行。
截止2020年10月，全国新教育实验共设立地市级实验区12个、县级实验区162个、实验学校5575所，共有620万师生参与新教育实验。一项民间的教育改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形成了如此大的实验规模，这在中外教育历史上是较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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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研究，不仅与我的本职工作紧密联系，也与我的社会兼职息息相关。
1988年4月，我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认识民进，是从认识我身边的民进人开始的。
在填写申请报告的时候，我才开始接触民进的历史，开始认识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赵朴初、叶圣陶、雷洁琼、谢冰心、傅雷、许嘉璐等许多我崇敬已久的名人，从此才把他们的名字与民进联系起来。其中，叶圣陶、谢冰心、许嘉璐等民进的领导人，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民进，更加热情地走进了民进。
2003年，我有幸成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如何在政协的平台上发挥作用，积极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如何把政协委员的职责与本职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把参政议政与自己的学术研究统一起来？这是我从2003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以后一直在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2007年底，我担任了民进中央副主席，2008年3月，我从全国政协常委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位置变了，但参政议政是使命没有变，而且更加强烈了。2013年3月，我又回到全国政协，担任常委、副秘书长职务。这些年来，我先后提交了近200个提案与建议，成为每年两会的“提案明星”。我提出的许多建议，如关于免费义务教育的建议，关于建立国家阅读节的建议，关于改进免费师范生政策的建议，关于加强文化立法的建议，关于善待代课教师的建议等，也被媒体、社会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其中一些被正式采纳，转变为国家的政策。作为一个学者，结合自己的专业参政议政，有着非常特别的优势。
《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北宋大儒张横渠也谈过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人曾经解释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对照这个标准，我们充其量是立一点小言罢了。
回顾自己求学与做学问的历程，颇为欣慰的是，自己基本没有虚度光阴，虽然离自己理想的境界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一直在路上。因为我深知：行走，是人生最好的姿态，也是一个学者的最好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