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偏爱江南？
发布：2019-09-04 16:10 来源：新民晚报社区版·长三角
现代地理学家多依据地貌划分中国的地理单元，论高原，有青藏高原、黄
土高原等；论平原，有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 古人则更喜欢从文化同质性着
手、辅以山川形便，构建出许许多多充满文化蕴味的地理区划，如江南、塞北、
中原、关中、河西、西域……
只是这些古代区域名称，有的已经被历史遗忘、不为现代人所用，如西
域、塞北；有的则从人人争相攀附的神坛上跌落，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区域名
称，如中原、关中。 唯有“江南”在经历千年起伏之后，仍能让大部分中国人心
生向往。
此处的江南并非字面意义上长江以南的所有地方，而是一种文化地理概
念。 其核心区包括长江、钱塘江下游沿岸以及两者之间的太湖流域，总面积约
8 万平方千米，不足全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块面积不大的区域，却似乎集中了中国人对美好事物的
全部想象，许多地方都被冠以“某某江南”、“小江南”。 例如早在 1400 多年前
的南北朝时期，“塞上江南”的名号就给了宁夏平原。 “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
彻，迁其人于灵州。 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因谓之塞北江南”（隋代郎茂所著
《隋州郡图经》记载：有一批江南士兵被迁到宁夏吴忠，他们将吴忠称为塞北
江南）。
时至今日，我们的地理视野已经极为扩大，对中国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
的多样性有了更多认识，却仍有许多人将西藏林芝、新疆伊犁这两个文化、地
理与江南差异极大的地方分别称为“西藏江南”、“塞外江南”。
中国人为何如此偏爱江南，甚至延续千年之久，至今不衰？
事实上，与其他区域不同的是，江南的崛起并非一时、一地之功，而是在
一千余年间五大城市轮番发力，将江南逐步推向经济、文化上的巅峰。 这五个
城市又分别与它们所处的“江”“河”“湖”“海”密切相关，堪称江河湖海的盛
宴。
首先来临的是：长江时代。 西晋末年在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重重打击
下，西晋宗室、士族大量南迁，拥有长江天堑之利的南京成为重建晋廷的最佳
选择。 长江从南京的西、北方向奔腾而过可以阻挡来自北方的进攻，再加上钟
山、石头城、九华山、鸡笼山等一众山地丘陵横亘于前，玄武湖、秦淮河等河湖
环绕。
山地河湖共同构成了对江南内部势力的天然屏障，诸葛亮曾评价南京的
地理优势：“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出自张勃《吴录》）。 公元
317 年，琅邪王司马睿在南京即位，史称东晋，此后南朝的历代朝廷均接连在
此定都，形成六朝古都：南京崛起。
衣冠南渡的汉人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技术，大量土地被开辟为农田。 农
田的开辟增加了粮食产量也促进了人口增长，凭借长江、秦淮河等水系之利，
南京成了江南人口与财富的聚集之地， 码头经常停泊数以万计的中外商船。
以南京为中心的六朝带动江南首次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
正所谓“金陵百万户，六代帝王都”，后世的吴敬梓在《儒林外传》中言道
“（南京）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 宗教也变得兴盛起来，在南朝统治阶层
大力推行之下以南京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寺院林立， 唐代诗人杜牧也曾感叹：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
南北朝之后隋朝统一中国重新定都北方，此后的南京再也没能在如此长
的时间内成为“国都”，以南京为核心的长江时代结束了。 但颇有雄才大略的
隋炀帝杨广却看到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趋势，勾通南北、消弥差距成为当务
之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工程启动了：大运河，江南从此进入第二个时代：
运河时代。
从公元 605 年至公元 610 年，隋朝相继开凿通济渠、永济渠、山阳渎和江
南运河，它们共同组成了长度超过 2000 千米的大运河，海河、黄河、淮河、长
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被连为一体。 而江南地区原本就是河湖密集、水网交错，
运河的修建将这些天然河道连成一个完整的网络系统，它连接村落，串起城
镇，江南的钱粮、物产通过运河水系汇集到长江北岸的扬州再通过扬州转运
全国，北方的人才也经扬州直下江南，运河舟楫往来，穿行如梭，扬州商贾云
集、店铺林立，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扬州崛起。
到了唐代，朝廷继续疏浚运河，扬州经济、文化持续繁盛，“烟花三月下扬
州”在当时文人骚客间广为流行。
中晚唐诗人尤爱扬州，曾在扬州做官的杜牧留下多篇诗作，写尽扬州的
富庶、繁华，也写尽扬州的浪漫、多情。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诗人张祜甚至感
慨“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张祜《纵游淮南》）。 然而“烟花三月”
的扬州在唐末的军阀混战中被毁，以扬州为核心的运河时代也就此结束。
当历史步入宋代，中国的经济开发持续向南推进，江南的中心也从长江
沿岸向南转移，另一条大江出场了，江南随之进入第三个历史时期：钱塘江时
代。
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 其杭州段河道蜿蜒曲折， 故又称 “浙江”、“之
江”。 一方面它通过浙东运河连接宁波、绍兴，另一方面又与大运河的最南端 相交，将浙北城镇纳入大运河水网，而杭州便是其中的交点。
拥有如此便利交通的杭州，日益成为钱塘江两岸的货物
集散地。 宋陶岳《五代史补·契楹属对》有言：“舟辑辐辏，望之
不见首尾”。
靖康之乱后，金兵的锋芒将南京和扬州变成前线，杭州
既远离长江又有钱塘江的水运供给，开始进入南宋朝廷的视
线。 公元 1138 年，一度从逃往海上的宋高宗最终下定决心定
都杭州：杭州崛起。 随宋廷南下的“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
倍于常”，人口的增加再次加速江南的垦殖，皇帝也亲自躬耕
以劝农桑。
人口 、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钱塘江时代的江南开始在经
济、文化上彻底超越北方，古人曾这样感慨南北局面的翻转。
“维南多士，栉比周行，北客凋零，晓星相望”、“公卿将相，大
抵多江浙闽蜀之人” （出自《永乐大典》残卷之三千一百四十
二及宋代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杭州一跃成为中国最
繁华的城市，人烟辐辏、车马喧嚣，南宋诗人范成大的一句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更是让杭州超越了普通城市，成为中
国文士心目中的理想国。
城市里最有才情的管理者围绕杭州西部一个数平方千
米的湖泊，兴修水利、铺设路桥，历经数代人的不断营建，最
终打造出了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城市景观湖：西湖。 正所谓“欲
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然而，南宋后期蒙元入侵，杭州城遭到破坏，地位大不如
前，以杭州为核心的钱塘江时代结束了。 但江南的整体崛起
仍然不会终止，明清时期，江、河之后的“湖”开始发力，江南
迎来第四个历史时期：太湖时代。
太湖位于江南腹心、面积约 2400 平方千米，比深圳市面
积还要大 1/5， 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周围大大小小的江
河、湖泊均与它勾通相连，浩荡的太湖水将江南小桥流水的
秀气一扫而空变得辽阔、浩瀚。
太湖流域腹地的苏州凭借丰富的物产、便捷的交通以及
稠密的人口，开始走上一条与之前主要依靠行政因素驱动几
个城市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便是以工商立城：苏州崛起。
宋元之后，桑、棉的种植在江南日益普遍，加上区域交通
优势，它们可以很快聚集到市镇经过粗加工行销全国。 远高
于粮食生产的收益又进一步刺激其扩张，至明清时以苏州为
核心的江南，丝绸、棉布生产居全国之首，各地的商贾竞相云
集苏州。
乾隆时苏州城东几乎家家户户从事丝织业，全城纺机不
少于 1 万张，染坊约 300 到 400 家，工匠们甚至开始仿制西方
的眼镜、万花筒。 其他诸如食品加工、成衣、日用百货、造纸印
刷、珠宝、玉器、铁器加工等等，也都分门别类，日趋专业。
苏州的繁盛也带动了周围市镇的快速发展，例如吴江的
盛泽镇。 元代时仅为一小村落，居民不过几十家，到明末已然
发展成为拥有五万人口的大镇。 著名的周庄、同里也都是在
明清时期壮大起来江南形成了市镇、 城市如众星拱月的局
面。
富裕之后的江南生活全面走向物质精致化，士大夫们建
造起大大小小的私家园林，几乎成为中国人“诗意栖居”的理
想模板。
物质精致化的同时是文化的精致，尤其是江南女性文化
在太湖时代达到鼎盛。 出现了柳如是、徐灿、贺双卿、陈端生、
沈善宝等数十名女性诗人、词人，并在全国形成一种江南“多
才女”的形象。 这些女性对江南在全国的“温婉”形象贡献巨
大，在全国几乎找不出第二个类似的地方。
富庶、精致、才女就像三个标签让太湖时代的江南进入
了全盛时期，江南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堆金积玉地，温柔
富贵乡”。
此后，清末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再次终结了江南的
太湖时代，苏州城大部被焚毁史书记载“所烧房屋皆系昔日
繁华之地······尽成焦土”（吴大澂《吴清卿太史日记》）。
与此同时，江河湖海中的最后一个接过了接力棒，它就
是东海。 江南进入最新的一个历史时期：海洋时代。 东海是长
江水系、钱塘江水系的最终归宿，位于入海口的上海在海洋
文明到来时便是整个水系的龙头。 1842 年《南京条约》签定，
上海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上海崛起。
之后的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
成为近现代中国最具有活力的区域。
从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时代到以扬州为中心的运河时
代，从以杭州为中心的钱塘江时代到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时
代，最后到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洋时代。 江南渡尽劫波，却能在
不同时代推动新的城市轮番崛起，带动整个区域再次获得新
生为中华文明输送无数精彩，中国人对江南的偏爱延续千年
也便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