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家张居正

文 / 顾国培

 

张居正，何许人也？明朝第一首辅，“宰相之杰”，“万历中兴”名臣，明朝第一政治家，大明第一改革家，以一己之力推动改革，为明朝续命60年。

十年前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以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这个并无实际意义的年份为节点，记录了明万历年间六个重要人物，即：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以这些人物为线索，对明朝皇权统治、文官集团、军事、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描写，形成对封建社会运行的总结。这一年距张居正离世已经5年，但这些人与张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张是万历的老师，又是申时行的前任，同时还与海瑞、戚继光同朝为官，只有与明朝大思想家李贽可能并无交集，两人既非同窗，又非好友，更非同僚，而且一为首辅，一为隐士，甚至既不曾互致问候，亦无谋面契谈。然而，李贽却对张居正有极高的推崇和赞誉，在谈到当时著名学者何心隐与张居正关系时说：“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鉴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者皆吾师也。”可以这么说，《万历十五年》，虽然当时张已离世，但这本书，本质讲的就是张居正改革的背景、人物、成效和影响。即使把这本书命名为“张居正的改革故事”，也不无恰当——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张居正的改革世界。

后来又读了熊召政的《张居正》，煌煌四卷本，一卷《木兰歌》为变法前奏，二卷《水龙吟》为巩固权力，三卷《金缕曲》为推进变法，四卷《火凤凰》为收回皇权，写的很是详尽，2005年获茅盾文学奖。全书通过描写张居正与高拱两位权臣的政治斗争，展示了朝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写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给人晓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张居正》虽是小说，但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具有现场感和画面感，书中对万历年间的官制、社会生活等考证得很详细，历史学问做得很扎实，小说写得很有底气。——读了这本书，对张居正谋略改革的莫大勇气，推进改革的波澜壮阔，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悟。

读了这两本书，再辅以“当年明月”的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基本可以管窥张居正改革的面貌，也基本可以对张居正的才华横溢、苦心孤诣、多谋善断有所了解。有人把朱元璋、刘伯温、戚继光等拿来跟张居正比，问谁才是明朝第一政治家？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多少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开国皇帝、谋士、军事大家等自然有其历史定位，但论明朝第一政治家、改革家，当然首推张居正。所谓政治家，需有治国理政的理论、国策、变法……从改革的规模、深度、广度、创新性等方面来看，张居正无疑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有人说，张居正的政治品格，不畏讥弹，敢于担当，是传统政治家的典范，但也有人认为，他的一些政策实在谈不上是改革，他的历史作用被夸大了，这种争议和矛盾恰是张居正这一历史人物的魅力所在。他，既是帝师，又是奴仆；既有超常的忍耐，又有超常的担当。读懂张居正，或许就能读懂那个时代的复杂与挣扎，读懂一个改革者在权力与理想之间的艰难抉择。这就是张居正，一个复杂的人，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历史人物。

他是少年天才，天赋异禀又常遇贵人，经科举而入翰林，奠定了他治国理政的坚实根基。张居正，湖北江陵人，少年时就才华横溢，据说他两岁时就认识了《孟子》中“王曰”二字，三岁开始读儒家经典，七岁时就对儒家经典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上过目不忘，能诗善赋，他在江陵已成小名人。但天赋异禀只是成才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世有伯乐，然后又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赏识张居正，让他走上仕途、迈入翰林、最后居于中枢的，有三位伯乐。第一位伯乐是知府李士翱。他是张居正童试的主考，当他看到这个当时还叫张白圭的俊俏少年时，当场就惊呆了，因为与他昨夜梦到天神给他的少年画像一模一样！剑眉星目，唇红齿白，英气逼人！李士翱迫不及待地审阅张白圭的考卷，更是眉飞色舞，拍案叫好。他找来张白圭，两人畅谈许久，引为知己，认定昨夜之梦正是天神的指令，他觉得“白圭”名字不雅，当即帮他改了名字，就叫张居正！从此，十二岁的张白圭变成了张居正，多年后，这个名字响彻大明帝国，并千古流芳。第二位伯乐是湖广巡抚顾璘。1537年农历八月，张居正到湖广省会武昌参加乡试，顾璘见他温文尔雅、不卑不亢，非常喜欢。他认为，唯深沉者才有大略，才可成大材。但他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就是叫来湖北乡试的主考官，让张居正落榜！他说年轻人不能太顺，要让他受点挫折，“有舞台时多干事，没机会时多读书”，在遭遇挫折时广泛涉猎，涵养心性，将来前途才不可限量。他送给落榜的张居正一句诗：“他山有砺石，良璧愈晶莹。”把张居正比作一颗有待磨砺的石头，他日必成良壁！是金子总要发光，但沉寂三年却能厚积薄发，顾璘希望张居正做伊尹、颜渊那样国家的辅佐之材，而不仅仅是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后来，各方面都趋于成熟的张居正终于如愿以偿，中二甲进士，殿试之后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正式步入仕途。后来人也评价顾璘人生的最大成就，就是发现了张居正。第三位伯乐是首辅徐阶。徐阶是松江人，也是心学宗师王阳明的追随者，当时的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后来接替严嵩成为首辅。在翰林院名分上是张居正的老师，他在三个方面点拨提拔了张居正：在张居正刚入朝堂年轻气盛向皇帝进言而不得回音十分沮丧的时候，他说“圣人只逢其时，才有其事”，劝张居正凡事不可太急，不要强求，该来的自然会来；在张居正遇到朝堂纷争，而他的资历能力阅历还不足以相抗衡之际，他劝说张居正暂时离开朝堂，静心读书，实地感受农民疾苦和边疆战事，为回到朝堂发挥才能做准备；在张居正回到朝廷，他又知人善任，适时把张居正从翰林院编修提拔到国子监，后来又提拔为礼部右侍郎，最终顺利入阁。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是内阁中最年轻的大学士，徐阶让他握到了政治的权杖！

他体察人性善恶，看遍官场沉浮，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内心，终于迎来属于他的时代。在通过科举进入翰林直至成功入阁，张居正亲眼见证了内阁的纷争，亲身经历了政治斗争的险恶，而这最终也开阔了他的眼界，锻炼了他的能力。第一是严嵩与夏言的权争。夏言积极响应三边总督曾铣提出的收复河套，把蒙古人逐出中原的策略，但当时大明财力枯竭，军队也丧失了战斗力，当夏言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谈的时候，最讨厌结党营私的皇帝只淡淡地问了一句：“你和曾铣关系很好？”此时旁边的严嵩恰到好处地开口：“收复河套，绝不可行！”后来蒙古人进攻大同，严嵩又对皇帝说，这就是夏言和曾铣要收复河套引来的。于是，皇帝下令将夏言、曾铣弃市，严嵩踩着夏言的尸体坐上了首辅的座。张居正深受震动，他既惊觉政治斗争的可怕，也为严嵩对同乡兼贵人的夏言下狠手感到震惊。第二是徐阶与严嵩的权争。徐阶很有能力，但他是夏言一手提拔，这让严嵩对徐阶毫无好感。张居正本来没想站队，刚入朝廷的他还曾写诗祝贺严嵩生日：“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称赞其身为首辅虚怀若谷，但严看不上位低权小的张，徐阶则在与严嵩争斗中发现了张居正。徐阶先后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后又为少师，得尚书俸禄。稳扎稳打、节节升官的徐阶趁热打铁，昼夜赶工扳倒严嵩，后又师徒联手，除去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此时的张居正已在险恶的宫廷斗争中锻炼成长，亲身加入争斗，在联手徐阶帮助新帝即位的过程中居功至伟，顺利入阁。第三是高拱与徐阶的权争。高拱本是张居正的好兄弟，也是他一生的敌人。高拱一开始就嚣张跋扈、肆无忌惮地质疑、反对徐阶的所作所为，千方百计要和徐阶决战，虽然经过几番争斗败下阵来，但他又联合太监，让他们在皇上面前说徐阶的坏话，参奏他三个儿子奢华无度的生活，而徐阶出于自信和道德观念不想和太监结交，最终被扳下首辅宝座。临走之前，他把内阁交给了他最信任的学生——张居正。可以说，张居正逐步上位的过程，就是宫廷权斗节节推进，他又节节胜利的结果。他不仅仅是站对了队伍，更在争斗中锻炼了才干、发挥了作用，可以说是自身优秀，加上时势造人，才让他最终成为天命所归的那个人。

他胸有韬略，深思熟虑，立言立行，纵横捭阖，以一己之力创造万历改革的宏图伟业。张居正不但才干卓绝，更有出类拔萃的政治头脑。在未当首辅之前，就经常去兵部、吏部等，与官员们促膝长谈，既搜集情况，又搞好关系，有识之士渐渐注意到了张居正胸腔里燃烧的熊熊烈火，他们欢欣鼓舞地向张居正抒发对于时局和改革的观点。张居正通过“俺答汗封贡”初展才华，利用太监冯保驱逐高拱，最终坐上了首辅的宝座，开始了他人生路上最光彩的改革华章。这时候的他才是历史上那位最耀眼的张居正。做事之要，首在用人。多年的政治争斗让张居正充分认识到用人的重要性，他捐弃前嫌，知人善任，让掌管兵部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主抓人事，让能征善战的蓟辽总督谭纶出任兵部尚书主管打战，让财政专家王国光出任户部尚书主理财政，让刚正不阿的王之诰出任刑部尚书，让狷介耿直的陆树声出任礼部尚书，把成绩和操守都不错的朱衡留任工部尚书，同时留任的还有廉洁奉公的左都御史葛守礼。同时，将与世无争的礼部尚书吕调阳调入内阁……这一系列的调兵遣将，得益于他自己长期以来对官员的考察了解，可以说是非常高明的人事布局。他自己则腾出身子和精力，在处理好与李太后、冯保和皇上朱翊钧的关系的同时，开启了励精图治的改革。他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推行“考成法”。规定地方官不作为，由六部问责；六部不负责，由六科纠正；六科有问题，内阁向六科问责，这实际上把权力集中到了内阁，提高了工作效率。制度的生命力全在于执行，张居正不计一身得失，摒弃褒贬毁誉，严格执行法纪，坚决惩处以身试法者，明朝吏治为之焕然一新。二是推行清丈田亩。明朝开国的土地数字少了近一半，因为许多人隐瞒田亩数，以此减少对国家的纳税。可不要小看这项措施，海瑞就是在任巡抚应天时用强硬手段清丈田亩而被视为异端。安民必先均粮，均粮必先清丈。张居正对清丈田亩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清醒认识，他自身作则，强力推行，基本达到了“民不加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三是推行“一条鞭法”。明朝初年的赋役制度简单说就是人要服役，田要交粮，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税收制度，内容是赋役量地计丁，力役由官府招募，其他杂税等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这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这三条改革措施切中了孱弱大明的病灶，吏治一时清明，国库日渐充实，百姓安居乐业，推动了明朝国运慢慢好转。

他为国忧思，积劳成疾，盛年而逝，身后下场凄切，为伴君如伴虎再添一现实注脚。张居正的改革大刀阔斧，利益重构，触及了士人集团的既得利益，同时他铁面执法，雷厉风行，对权贵集团一视同仁，得罪了一大群朝廷和地方官员。他改革驿递制度，得罪了一干朝廷命官；他改革官员出身，让一众进士出离愤怒；他长期把持朝政，又让一群同样优秀的同僚心有不甘，最关键的是，身为帝师，他一心想把朱翊钧培养成一代圣君，在很多事情处理上不够柔软，不给情面，让个性倔强的小皇帝感觉受到了憋屈乃至侮辱，因此埋下了不详的种子。他教育小皇帝不乱花钱，挫伤了他的自尊心；小皇帝亲政后判断失误，对实为杀降的长定堡大捷予以奖赏，他回归后予以无情纠正，使小皇帝本就脆弱的自尊受到了更加残酷的挑战；在小皇帝虐待内侍之后，又让他感到了“霍光废昌邑王”的威胁……凡此种种，十年的师生关系，既是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也是一种怨恨的野蛮生长。随着朱翊钧的年岁渐长，他从之前的唯唯诺诺变得有了主见，反叛的思想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终于爆发在张居正离世之后。张居正的葬礼非常隆重，但死后不久就遭人弹劾，多年压抑的官员们不想被张居正的思想和措施继续摆布下去，爆发后的朱翊钧更是报复性反弹：凡是张居正制定的政策，全部取消，凡是张居正认为不可的措施，全部恢复。仅过了九个月，就下令剥夺了张居正的“文忠”谥号，并下旨抄家。当刑部的人昼夜奔驰抵达江陵张家时，张家已饿死十余口，张居正的大儿子不堪屈辱而自杀。一手打造“万历中兴”盛世的他，身后却以这样一种方式收场，不能不让人感叹世事无常。从巅峰到低谷，人生如一场幻梦。

张居正的改革，为风烛残年的晚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明朝回光返照，但封建王朝的局限性注定了他的改革会失败，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因为我们要铭记的政治家，应该是那些扶大厦之将倾之人，是那些真正维持了国家平稳发展的人，是那些在经济、政治、吏治上都有所创新的人，是那些能给时代立规矩进而引领发展的人。张居正说过，选择了一心为国，就要风雨兼程，他可以死而无憾，毕竟他用自己的胆识与智慧，为一个朝代带来了希望和转机。他是政治大家，更是改革大家，他的故事千百年来不曾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