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岁月

文 / 程志斌

我对老屋的记忆停留在我的童年时代。

父亲说，老屋是我家的祖屋，是我爷爷的爷爷手上盖的。我推算了一下，应该是清朝同治年间，距今一百好几十年了。

我小时候，老屋里住的有太爷爷衍生的三大家子，算起来有二十几口人。老屋里天井明堂居中，明堂东向阁厢住着我爷爷。上堂是客厅，厅中青砖铺地，陈设极是简陋：照壁上光秃秃的，不见中堂挂屏；下摆一条案，案上仅有一座陈年的自鸣钟，锈迹斑斑，我印象中它从来就没有鸣响过；条案前倒也有一副八仙桌椅，许是年代久远了吧，桌椅的漆色早已褪尽，桌面也开裂的厉害，估计筷子都能从缝中掉下地去，那椅子坐上去也是摇来晃去。反正打我记事起，就没见这副桌椅派上过什么用场。厅堂东厢一隔为二，外间是我叔一家的，我家住里间；西厢是二叔公家的，住着我堂叔一家五口；下堂是三叔公家的。照壁后有楼梯上二层阁楼，楼上尽是些废弃不用的旧年杂物。西厢辟有一衕门，可通向西边太叔公家。

我家住的房间甚是逼仄，不过七八个平方，一张上代传下来的乌红的满顶床，占去了大半间，一架乌红的橱柜，一张乌红的案桌，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也算是徽州人家讲究的“一房红”了。自打我妹妹出世，父母就让我住到了临近的外婆家，那年我七岁，故而对老屋夜宿的情形没有多少印象。唯独有一次，跟伙伴们去外村看电影回来，夜已深了，外婆家已上锁，只好挤进自家那张宽不过五尺的满顶床，床上已睡下父母弟妹四人，连翻个身都吃力。起个夜，还得叫醒睡在床沿的父亲，点亮床头的煤油灯，把我从里铺给抱出来。

老屋的厅堂很是空荡，这倒是让我们孩子有了一个嬉戏的场所。打纸鳖，砸铜角，跳方格，蒙熟羊（俚语，捉迷藏）……

玩得最多也最起劲的，是打纸鳖。纸鳖自然是纸做的，三角形状，只需三两下，便能折成。玩的时候，在厅堂的一头放一块青砖，每人各出一个纸鳖置其上，两三米外画根线，人站线外，用铜钱往纸鳖上砸，纸鳖从砖上落了地，便归其所有，赢了，笑逐颜开，输了，垂头丧气，臊眉耷眼。 我依稀还记得，有一回我趁爷爷不在，遛进他住的阁厢，拿了一本爷爷用来记账的簿子，一张一张给撕了，折成一个个纸鳖。我抖着一摞纸鳖，在小伙伴们跟前很是得意了一回。不想让爷爷发现了，气的他老人家青筋暴出，怒目圆瞪，“嗯个臭细鬼！”狠狠地在我头上凿了一个阁顶栗。后来我才知道，爷爷当年在邻近的旺川小学教算术，还兼着学校的出纳，少了账本可是大事。所幸纸鳖是用整张纸折的，才玩了一回，还没被铜钱砸烂。可是我手中的纸鳖有不少已输出去了，后来还是爷爷拽着我挨家挨户上门，拿废弃的纸张从我伙伴手中换回，他一个人在阁厢里粘了好半日。这是我记忆中爷爷唯一一次冲我发火，打了我。

白日里，若是没有了孩子的嬉闹，老屋的厅堂是少有动静，寂清得很；倒是老屋的灶下（俚语，厨房）热闹多了。

老屋的灶下与正屋隔着一条两米宽的老街。灶下三家共用，中间是一对通过道，街面上的人家，可走过道去河边浣衣洗菜，河边的人家，可从过道来街上走门串户。这样，一天里出出进进的人就多，家里的过道成了公共通道，家里的灶下也就成了公共场所。一到吃饭的点儿，左右的邻居便纷至沓来，一个个捧着饭碗，吧唧着嘴，有找了凳椅坐的，有寻了一边站的，还有的屁股一提，索性就坐上了灶台。想想也是有意思，我们三家吃的饭还在他人贵臀下的锅里呢，要是上了灶台的尊客一时没憋住跑了气，那饭还怎么吃。不过，那个时候，我也从没有见过灶台的主人为这动过气，显然谁也没觉得这是无礼。我母亲、婶婶，还有我叔娘，每每见着年纪大的站着，总是把自己的座让出来；去灶台盛饭，也只需坐上灶台的尊客往一边挪挪贵臀——和颜悦色，不见一丝的不快。好在来“游饭碗”的人也自觉，手上端的大都是葵花碗（碗口有葵花盘那么大），饭菜够一顿吃的了，吃完了往一边一搁，还能再待上一阵。故而是断不会腆着脸在主人家添饭搛菜，不然，女主人再好的脾性，想是也受不住的。毕竟每家备的吃食，也就够自家人填饱肚子。

日子久了，我家那烟熏火燎的灶下便得了一个美名——“议事厅”。

说是“厅”，显然言过了。灶下也就那么大，锅灶桌橱零零碎碎占去了一半，余下的空间，来了一二十人就满当当了。说是“议事”，却有实情。那年头还是生产队的时候，每天出工前，一天里要做的活儿，活儿怎么分派，小队长是要和大伙儿议一议的；收了工，谁勤紧谁害懒，该记多少工分，晚上也是要评一评的。自然，我家一日三餐的灶下，也就成了小队议事的“要地”了。理所当然的，“游饭碗”队伍里的“要人”，非小队长莫属了。

记忆里，当年的小队长是家住河对面的，端着饭碗“游”到我家有一段路，村里大大细细都管他叫“花子”。花子瘦瘦的身板，矮矮的个子，人看着不起眼，可老是虎着那张铜色的脸，我们孩子都挺怕他。碰上他高兴，他也逗孩子玩，只是方式与别的大人不一样，手伸到小倌家的开裆裤下，摸你的小鸡鸡……

每回他“游饭碗”来我家，自然有人给让座。坐下了，他也不说话，闷着头，一边听着七嘴八舌，一边嘴里吧唧吧唧，一葵花碗下肚，把碗往桌上一搁，从裤腰里掏出旱烟筒，凑着一边递过来的火纸媒，点上，滋滋吸了一通，这才扬起头来，拿他的细眼四下逡巡一遭，开说了。也说不清怎么一回事，我打小就喜欢听他说话，现在想来，许是他说起话来极富感染力吧，中气足，声音亮，有板有眼，干净利索，且又有架势。等大家把事儿议得差不多了，看看也该出工了，花子队长把旱烟筒往腰间一别，拿上饭碗，拋下一句，“嗯个事就嘞定哩哈！”话音才落，他人已踢踏着布鞋，抖抖身上披着的外褂，从我家的灶下走出去了。

不过，细想起来，“议事”二字还是名不副实的。你想，一个生产小队拢共才百十号人，每日田地里的事儿也大都有定的，哪来那么多的大事小情要议？故而，“议事厅”里更多的时候，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扯闲篇，天上来地下去的呱野鳖，……我家的灶下时常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气氛。偶尔也有不和谐的场面。若是在场的人，叫人揭了短，挨了数落，当着众人的面，定然是下不来台的，自然要脸红脖子粗地吵叫起来。一到这时候，就轮上我叔娘上场了。叔娘大名巧仙，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你可别小看了这一职务，在那个年代，身上要是没几把刷子，没点经络功，妇女队长是干不下来的。印象中，叔娘高高瘦瘦的，梳着齐耳短发，说话干脆，做事麻利，风风火火的，里里外外一把好手，连我那吃国家粮的叔公也听命于她，在村里上上下下也颇有威信。

吵架的多为老妪家，合该她这个妇女队长出来调解。这不，叔娘三言两语才几句，争吵的双方便偃旗息鼓，拿着饭碗讪讪地走开了…… 一晃，这都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人和事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恍如隔世！

现在回家乡，我还常去老屋的旧址走一走，看一看。老屋的正屋早已倾圮，房基还在，杂草丛生，也不知谁人栽上了桑树，都有两人高了；老屋的灶下，一边是叔公的儿子改建的楼房，一边堆着乌七八糟的旧物，唯有中间的过道还在，通向村中的小溪，通向远方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