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红了

文 / 朱一林

一棵斑驳的老柿子树，十月金黄，高顶柿甜，阴处柿涩，秋风浓时，纷纷掉落。

一八年，我离婚。

狼狈回归。硬挤回了这个待了二十多年的小房子。早习惯了二人居的老朱，恨铁不成钢，青筋暴起，眉头紧蹙，指着我鼻子骂我不成器，不听话，再将大学填志愿开始时的一切不如愿如数道出，“你就是没用，不听我的话就是吃亏！”本就心力交瘁的我怒火中烧，跟他大吵一架，一气之下我便搬到客厅睡，不用上楼照面，起床就出门，回来就睡觉，逐渐与他疏离。

如柿子惨摔在地，裂口迸浆，双方的伤口都在渗血，他又何尝不咬牙切齿地恨我离婚，恨那家人的绝情，恨之前没有气势恢宏地让我出嫁。老朱坐在饭桌边儿的小凳上，烟雾缭绕，目光凝滞，每呼出一口烟，都带着怨气，似乎那一根烟里全是他对不美好结局的控诉，一根完罢，仍旧是那个姿势，好似十几年前他坐在那告诉我他放弃了去深圳下海的机会万分后悔一样，脸上尽是疲惫与悔意。

这就是老朱的方式。再大的事，也要从自身的问题找起。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做人，对得起自己，就不算错。你走到这一步，我也有错。之后便是沉默。他不善言辞，我不喜表达，我们一言不合两年无话。

一七年，母亲罹患乳腺癌，恶性肿瘤。

母亲生性柔弱敏感，听到这消息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只是拉着我，带着哭腔地告诉我家里的钱财细软，好像对病情对以后不再抱有任何希望。辗转了几个医院皆被告知溶贫无法进行手术，母亲以泪洗面。

老朱在病房外端坐着，摸着早已秃光的头，心一横，回家。

连夜带着母亲从大城市回到黄山的市医院，死活赖在病房里，不转走，请求医生找到母亲的最佳状态进行手术。一个半月，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一次次推进手术台，一次次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和母亲的低抗压力而被推出。

最后一次，我和老朱一起在手术室外等候，那天天很热，柿子树叶也肿胀得大了一圈，绿得耀眼，手术室外候着很多病人亲属，跟我在电视里看到的宽敞走廊不一样，我连坐着等的地方都没有。全程，老朱只平静地说了一句：只要手术过程中不喊我们，你妈就能成功。喊我们了，就没了，做好心理准备。那天，他一根烟都没抽，换了好几处地方，坐也不是，靠也不是，眼直盯着手术室的门，认真听着广播里的名字。

最后，母亲算是安稳地出来了。我们没有失去彼此。老朱，这个小个子老头，去医院外面，缓缓点了根烟，我看见他抬起了头，重重地吐出烟圈。

零八年，我考大学。

我成绩不算太出彩，连老师都说了，数学成绩好的话二本不成问题。老朱猛吸一口烟，告诉我，争取二本，三本便不读大学了。这样的刺激下，我意外考上了一本。看到录取书的那一刻，老朱喜笑颜开，展露出黑黄的大牙，眯眯眼瞬时成了一条缝儿。开学之日便和母亲一起送我去上大学。那时候的绿皮火车足足坐了七个小时，到了地儿再和一群毛孩子们一起挤公交车，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父母原来也那么不起眼，不起眼到售票员不愿意友善卖票，就因为老朱的普通话实在拗口。当晚，他俩就决定回家，晚上夜班车回家，连歇脚都没有时间，最后挤上去车站的公交，无座。那晚，我哭了。想家。大学的傍晚灯光昏黄，柿子枝条因为叶重有气无力耷拉着，校园喇叭里的歌怎么那么哀怨。

零三年，我上初中。

我结识了几个成绩优异的小伙伴，过生日学着电视里的潮流请小伙伴来家里吃饭，那时候不知道吃饭是要麻烦父母多做菜而且他们还不能和我们一起吃的。三个小孩子吃得高高兴兴，收到礼物的我心里乐开了花，小小的虚荣心一下满足了。送同学走后，老朱就坐在门槛抽烟，叼烟的大拇指上包着创可贴。我疑惑地问母亲，母亲说，今晚的茭白丝好吃吧？那是你老朱用一块肉换来的。老朱为了让我们吃得鲜嫩营养，切得特别细，好入味儿。切菜时刀狠狠地刮下一块他的肉，瞬时染红了一撮茭白，老朱一把抓起丢掉，随便处理了一下伤口继续切菜，下锅、翻炒、出锅……这件事，我一记就是好多年，好像切掉手指的，是我。

其实，那一年老朱因为办了服装厂，经济亏损，付不起我五百块的学费，被老师一催再催。我皮得无边无际，英语一窍不通，各科成绩都让老师头疼。班主任最后一次催我的时候告诉我：你的学费还是我垫付的，你爸爸不让我告诉你，你为什么还不能好好学习？

 那一刻沉重得心如刀割，鼻子的酸涩不亚于青涩的麻柿子，不过十三岁的我第一次感觉到羞耻二字像烙印冒着气在心头滋啦地响着。回到家，老朱只有一句话：你就管学习，钱这个事情不是你该担心的。要对得起自己。

九七年，我七岁，肺炎严重。

医院里老朱和母亲轮流照顾，到了老朱来的那一天，我反应太大吃不下一点点东西。老朱实在没辙，学起母亲一招：你要是吃了饭，我就给你买你想要的东西。90年代末期，佳和超市里的柜台上，摆着一支很神奇的笔，外壳蓝色，披着软皮，售货员很骄傲地告诉我这支笔是可擦的油性笔，当然，价格不菲，四块五。这钱够打工的人吃一顿带肉的快餐了。我每次出去都会去那个柜台站很久，眼里心里都是那支笔。

终于，我有了这个机会。老朱给我买了。我在病痛之时心里唯一的喜悦就是紧紧握着这支笔，尽管，那天的饭菜最后还是被我吐出来了。第一次我知道，老朱会给我买东西，还是我最想要的。

老朱一直是喜欢男孩子的，我就是他眼里的男孩。短发，干脆，调皮，豪爽，样样不像女孩。连身边一起玩耍的，都是男孩子。小时候体质差，个子小，老被欺负。母亲很生气地去找那些“坏小孩”，大骂他们欺负女孩子，家里没人管。老朱又是一根烟，教我几招擒拿手，悠悠地说：做人，要诚实，要正直。别人不犯你，不要欺负别人。别人惹你，绝不软弱。也不管我脏脏的脸上都是眼泪，那几招擒拿手愣是没学会，该被欺负依旧被欺负，只是两句话一直被他提起，好像他从不记得他每次都是这两句，也不换换新词，我一度怀疑这是电影里的台词。 

二〇二〇年，中秋。

那天，我发现柿子树顶的果子红透了。

“给你妈查一下苏州医院的血液科，我们去。”

“这个月16日，预约好了，主任医师，去住院，不用管其他的。”

“嗯。”

晚上，老朱在收拾着行李，明天，他们就踏上给母亲治疗溶贫的求医之路，此时的母亲心态平和，让我在家守着门，守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别看我们家小啊，可是有很多宝贝呢！”母亲一如既往的俏皮，和她蜡黄但盈笑的脸一样，像孩子般甜到我心间。她灌了铅般浮肿的双腿，根本重不过生活的意志。

秋桂后，柿子全都红了。枝头满是，斜阳映照，通透软绵，糯香四溢。今年的柿子，一定很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