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古记事（一）

（顾国培 文 苏州市实小三（4）班  朱诗萌 插图）

 

西古，是老家自然村的名字。

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前20年，村上的景、村上的人、村上的事都镌刻进了我人生的记忆，生成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初步认知，直到20岁去外地读大学，老家记忆才渐行渐远。

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叫西古？比如隔壁的陈家浜、倪家浜，显而易见，那是陈姓、倪姓聚集村庄，再比如外婆家石前，望文生义，基本是哪一块名石前面的村庄，寺前，那一定是哪个寺庙前面的村庄，湖桥，就是湖与桥相连的村落，等等。这些自然村名，用非常直白的方式来命名，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智慧。

而西古，两个字组合得很是随心所欲，没啥联系和意义，也因此而显得有那么一丝禅味。西古往东几百米，有个自然村叫东古。衔接东西古的，是小片的田地，这些田地，是两个自然村的分野。西古往西，是更大规模的成片田地，这些田地，不仅是村的边界，更是镇的边界了。所以，西古，就是被成片田地包围着的典型江南田园小村庄。

西古中间有条七字形加T字形的小河，将西古分成河两岸，河这边是11组，河那边是12组。我家就在11组，全组大约30多户人家，基本都姓顾。仅有2户姓金，是兄弟俩，估计是某年某月迁过来的哪个外来户。这么看来，西古村叫顾家村似乎更贴切点，但似乎也落了俗套，少了那一份禅味。

西古以西那连着的田地，都由村集体分到了每家每户。听父母说，以前没有分田到户的时候，每家劳动力都要下地干活、挣工分。我爸20岁就当上了生产队长，负责派工和计工分，想象那个时候，大概也是一副稚嫩而装作老气横秋的样子。我有印象的是，分田到户之后，农忙时节成为村民劳动竞赛的时候。每年5、6月插秧季节，西边那块大片田地分外热闹。男人们把成捆的秧苗担到各自的秧田边，然后大家开始插秧。插秧的姿势是半蹲着，左手拿着大包秧苗，右手抓起数根秧苗，倒退着往秧田里插，不一会儿，就一排插好了。一行行秧苗随风舒展，像是在向春天招手。插秧好手又快又整齐，而且每株基本是三五根秧苗，而那些手脚笨拙的，不仅慢，秧行还不齐，歪歪扭扭的，而且有的株秧苗多，有的株秧苗少，各不一样。我小时候也插过秧，不过只能算是象征性的，走在秧田里都东倒西歪。现在家乡还时不时有插秧苗比赛，不过已经作为一种观赏性活动了，大家在共同劳动竞赛中回忆过去、增进友谊、促进生产、致敬岁月，让大家想起20多年前那些劳动的日子。

还有一个农活是“翻稻铺”，就是收割下来的稻，要就地放在稻田里晒，晒过几个太阳之后，再人力去翻转，让另一边也接受太阳暴晒。这个活不像插秧一样有技术含量，那时候已上初中的我有一股蛮力，就自告奋勇承包了为自家稻田“翻稻铺”的重任。一陇一陇翻过去，从中午吃完饭，一直翻到太阳下山，回到家，爸妈问怎么翻这么久？后来一看，原来是帮邻居稻田也一起翻好了。虽然是“无心之举”，但人家为此“感谢”我好久，想来真是好笑。而真正“翻稻铺”翻到天昏地暗的，要数去太湖边。那时候爸妈在东太湖边承包了田地，在东太湖新南大圩、文戈圩的那些承包地里，记忆中爸爸用一辆自行车载着我，哥哥自己骑一辆，爷仨一起“翻稻铺”，虽然辛苦，但也充满劳动的干劲和期待丰收的喜悦。

后来不再插秧种稻，改为养蚕。兴许是丝绸卖得很好价的缘故，那几年横泾一带百姓都纷纷养蚕。就像横泾隔壁乡镇东山，原来是料红橘一统天下，“橘子红了”一度成为东山盛景。可橘子卖不起价格，老百姓纷纷砍掉橘树，种起了枇杷。老百姓选择种植什么，一是跟政策，二是跟市场，最主要是要能赚钱。毕竟靠几亩责任田养活全家，日子总是紧巴巴的。就像我家，我爸不做生产队长之后，就在村办企业跑起了采购。那年头拎个小包走南闯北也是颇有派头，听妈说生我的那天我爸还在宁波出差。爸爸这么忙，家里的活自然指望不上了，养蚕的重任就落在了我妈身上。妈妈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因为爸爸一直在外的缘故，妈妈既要做农活，又要照顾我们，总是给我和哥哥一种深深的安全感。我妈擅长干男人的活，种地、挑土、担水、养猪、划船……，几乎样样能干，而正因为干了男人的活，家里的家务活就做得不够细腻了：做的菜尽管很香，但不够精致，家里的卫生，以及衣服、被子的叠放等等，总是不够那么整齐。论卫生，比村上永刚妈差远了，论菜品，春明妈的咸菜蛋汤至今让我垂涎，只能说是粗茶淡饭把我和我哥拉扯大。而养蚕是精细活，我妈就不擅长，她仅止于每次把蚕宝宝喂饱，从幼虫培育到吐丝结蛹，就像闯关一样，最后的产量总是不高的。我对养蚕是排斥的，不仅是妈养得不好的缘故，更因为养蚕会把一个家弄得很乱很脏，不像家的样子。因为蚕要保证适宜的温度，整个家都用那种透明塑纸封闭起来，建造一个简易的水通道，持续把水加热来保证温度，消毒又需要遍洒呛人的石灰，很是讨厌。

到了蚕要结蛹，俗称“上山”的日子，我和哥哥总要被用来做免费劳动力，叫“打柴龙”。“柴龙”是土话，就是用柴秆，搭建一个供蚕宝宝吐丝结茧的支点。具体方法是先在地上固定两个点，两点之间铺上一根绳子并对折，然后，在两绳之间平铺铡成五十公分左右的柴秆，最后用一个专用钩具，一人套起绳子的一头进行顺时针旋转，一人同步踩着绳子后退，退到另一个支点就拿起绳子，这边这人再旋转几下，拉一下打结，一个“柴龙”就打好了。蚕上山大概是6月上中旬，所以我记得那些年每个“六一”，上午去学校过“儿童节”，下午就在家过“劳动节”。这样的儿童节，一过好几年。

村上的头面人物是顾阿六和村主任。顾阿六是诨名，家里弟兄排行第六的意思。他是在镇里工作的干部，大概是专门弄经济数字报表的那种岗位，在镇里虽然连个中层都算不上，但在村里可是大神级的存在。记忆中他常年戴一副金丝眼镜，藏在镜框后面是一对眯缝的小眼睛，写满了数字和精明。稀疏的头发常年滑溜的背梳，跟一众农民蓬乱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颇有一种小镇明星舍我其谁的范。西裤搭配皮鞋，单色的衬衫扎在裤腰里，上衣口袋里永远放着一包红壳的烟，给了我乡镇干部最初的典型印象。个子不算高大，但举手投足之间显得很是稳重，自有一股威严，说话之间也自带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度。别的不论，平时我觉得我爸对谁都不怎么服气，对他倒是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平时上班以二八杠凤凰自行车为主，偶尔也会有黑色桑塔纳接送，小车驶进后在乡村道路扬起一股灰尘，我们小屁孩们跟在后面跑。节假日会捧着个茶杯“巡村”，走到我家，我爸总会恭敬的“红塔山”奉上，他的“华子”却不怎么派发。记得有一年他小女出嫁，排场甚大。家里六间三进的房屋，喜酒的桌排满，每桌硬中华也是当时农村婚宴的“顶配”了，婚礼让整个西古村民艳羡和口口相传了好久。

大概这种印象给人太深刻，村上和我一个年纪相仿的人名叫阿良，此人家庭条件不好，全家对外界异常敏感，经常无缘无故与周边人家吵架，弄得大家避之不及。家里穷，读书好，书包翻身，在农村也能有所盼头，但偏偏他和他姐读书也属于他们认识字、字不怎么认识他们的那种，所以他整个家庭就被全村归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类型。突然有一阵听说在外面做了不小的生意，后来了解到是主要收垃圾，所以用来堆放垃圾的场子确实要大，真是后话。回到村里，先学起了顾阿六的形象打扮，一样的衬衫系进裤腰，一样的油油的小分头，一样的拿着个茶杯，硬是把一个商人装扮成了干部模样，让人感觉很是违和，尤其是他不怎么驾驭得了他头发，一直把快耷拉到眼睛那里的那撮头发狠命甩上去，久而久之，形成了甩头的习惯，即使那撮头发没有垂到眼那里，也是习惯性地甩头，村民纷纷侧目，疑为“羊癫疯”。见到人群扎堆，这家伙总是急急跑回去，拿出一包中华香烟来派发，而自己却不抽，村民诚惶诚恐地接过，可能他是要在这一点跟阿六相区隔，塑造形成自己的大气风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