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古记事(一)
发布:2024-05-14 10:39 来源:长三角时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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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国培 文 苏州市实小三(4)班 朱诗萌 插图)
西古,是老家自然村的名字。
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前20年,村上的景、村上的人、村上的事都镌刻进了我人生的记忆,生成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初步认知,直到20岁去外地读大学,老家记忆才渐行渐远。
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叫西古?比如隔壁的陈家浜、倪家浜,显而易见,那是陈姓、倪姓聚集村庄,再比如外婆家石前,望文生义,基本是哪一块名石前面的村庄,寺前,那一定是哪个寺庙前面的村庄,湖桥,就是湖与桥相连的村落,等等。这些自然村名,用非常直白的方式来命名,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智慧。
而西古,两个字组合得很是随心所欲,没啥联系和意义,也因此而显得有那么一丝禅味。西古往东几百米,有个自然村叫东古。衔接东西古的,是小片的田地,这些田地,是两个自然村的分野。西古往西,是更大规模的成片田地,这些田地,不仅是村的边界,更是镇的边界了。所以,西古,就是被成片田地包围着的典型江南田园小村庄。
西古中间有条七字形加T字形的小河,将西古分成河两岸,河这边是11组,河那边是12组。我家就在11组,全组大约30多户人家,基本都姓顾。仅有2户姓金,是兄弟俩,估计是某年某月迁过来的哪个外来户。这么看来,西古村叫顾家村似乎更贴切点,但似乎也落了俗套,少了那一份禅味。
西古以西那连着的田地,都由村集体分到了每家每户。听父母说,以前没有分田到户的时候,每家劳动力都要下地干活、挣工分。我爸20岁就当上了生产队长,负责派工和计工分,想象那个时候,大概也是一副稚嫩而装作老气横秋的样子。我有印象的是,分田到户之后,农忙时节成为村民劳动竞赛的时候。每年5、6月插秧季节,西边那块大片田地分外热闹。男人们把成捆的秧苗担到各自的秧田边,然后大家开始插秧。插秧的姿势是半蹲着,左手拿着大包秧苗,右手抓起数根秧苗,倒退着往秧田里插,不一会儿,就一排插好了。一行行秧苗随风舒展,像是在向春天招手。插秧好手又快又整齐,而且每株基本是三五根秧苗,而那些手脚笨拙的,不仅慢,秧行还不齐,歪歪扭扭的,而且有的株秧苗多,有的株秧苗少,各不一样。我小时候也插过秧,不过只能算是象征性的,走在秧田里都东倒西歪。现在家乡还时不时有插秧苗比赛,不过已经作为一种观赏性活动了,大家在共同劳动竞赛中回忆过去、增进友谊、促进生产、致敬岁月,让大家想起20多年前那些劳动的日子。
还有一个农活是“翻稻铺”,就是收割下来的稻,要就地放在稻田里晒,晒过几个太阳之后,再人力去翻转,让另一边也接受太阳暴晒。这个活不像插秧一样有技术含量,那时候已上初中的我有一股蛮力,就自告奋勇承包了为自家稻田“翻稻铺”的重任。一陇一陇翻过去,从中午吃完饭,一直翻到太阳下山,回到家,爸妈问怎么翻这么久?后来一看,原来是帮邻居稻田也一起翻好了。虽然是“无心之举”,但人家为此“感谢”我好久,想来真是好笑。而真正“翻稻铺”翻到天昏地暗的,要数去太湖边。那时候爸妈在东太湖边承包了田地,在东太湖新南大圩、文戈圩的那些承包地里,记忆中爸爸用一辆自行车载着我,哥哥自己骑一辆,爷仨一起“翻稻铺”,虽然辛苦,但也充满劳动的干劲和期待丰收的喜悦。
后来不再插秧种稻,改为养蚕。兴许是丝绸卖得很好价的缘故,那几年横泾一带百姓都纷纷养蚕。就像横泾隔壁乡镇东山,原来是料红橘一统天下,“橘子红了”一度成为东山盛景。可橘子卖不起价格,老百姓纷纷砍掉橘树,种起了枇杷。老百姓选择种植什么,一是跟政策,二是跟市场,最主要是要能赚钱。毕竟靠几亩责任田养活全家,日子总是紧巴巴的。就像我家,我爸不做生产队长之后,就在村办企业跑起了采购。那年头拎个小包走南闯北也是颇有派头,听妈说生我的那天我爸还在宁波出差。爸爸这么忙,家里的活自然指望不上了,养蚕的重任就落在了我妈身上。妈妈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因为爸爸一直在外的缘故,妈妈既要做农活,又要照顾我们,总是给我和哥哥一种深深的安全感。我妈擅长干男人的活,种地、挑土、担水、养猪、划船……,几乎样样能干,而正因为干了男人的活,家里的家务活就做得不够细腻了:做的菜尽管很香,但不够精致,家里的卫生,以及衣服、被子的叠放等等,总是不够那么整齐。论卫生,比村上永刚妈差远了,论菜品,春明妈的咸菜蛋汤至今让我垂涎,只能说是粗茶淡饭把我和我哥拉扯大。而养蚕是精细活,我妈就不擅长,她仅止于每次把蚕宝宝喂饱,从幼虫培育到吐丝结蛹,就像闯关一样,最后的产量总是不高的。我对养蚕是排斥的,不仅是妈养得不好的缘故,更因为养蚕会把一个家弄得很乱很脏,不像家的样子。因为蚕要保证适宜的温度,整个家都用那种透明塑纸封闭起来,建造一个简易的水通道,持续把水加热来保证温度,消毒又需要遍洒呛人的石灰,很是讨厌。
到了蚕要结蛹,俗称“上山”的日子,我和哥哥总要被用来做免费劳动力,叫“打柴龙”。“柴龙”是土话,就是用柴秆,搭建一个供蚕宝宝吐丝结茧的支点。具体方法是先在地上固定两个点,两点之间铺上一根绳子并对折,然后,在两绳之间平铺铡成五十公分左右的柴秆,最后用一个专用钩具,一人套起绳子的一头进行顺时针旋转,一人同步踩着绳子后退,退到另一个支点就拿起绳子,这边这人再旋转几下,拉一下打结,一个“柴龙”就打好了。蚕上山大概是6月上中旬,所以我记得那些年每个“六一”,上午去学校过“儿童节”,下午就在家过“劳动节”。这样的儿童节,一过好几年。
村上的头面人物是顾阿六和村主任。顾阿六是诨名,家里弟兄排行第六的意思。他是在镇里工作的干部,大概是专门弄经济数字报表的那种岗位,在镇里虽然连个中层都算不上,但在村里可是大神级的存在。记忆中他常年戴一副金丝眼镜,藏在镜框后面是一对眯缝的小眼睛,写满了数字和精明。稀疏的头发常年滑溜的背梳,跟一众农民蓬乱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颇有一种小镇明星舍我其谁的范。西裤搭配皮鞋,单色的衬衫扎在裤腰里,上衣口袋里永远放着一包红壳的烟,给了我乡镇干部最初的典型印象。个子不算高大,但举手投足之间显得很是稳重,自有一股威严,说话之间也自带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度。别的不论,平时我觉得我爸对谁都不怎么服气,对他倒是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平时上班以二八杠凤凰自行车为主,偶尔也会有黑色桑塔纳接送,小车驶进后在乡村道路扬起一股灰尘,我们小屁孩们跟在后面跑。节假日会捧着个茶杯“巡村”,走到我家,我爸总会恭敬的“红塔山”奉上,他的“华子”却不怎么派发。记得有一年他小女出嫁,排场甚大。家里六间三进的房屋,喜酒的桌排满,每桌硬中华也是当时农村婚宴的“顶配”了,婚礼让整个西古村民艳羡和口口相传了好久。
大概这种印象给人太深刻,村上和我一个年纪相仿的人名叫阿良,此人家庭条件不好,全家对外界异常敏感,经常无缘无故与周边人家吵架,弄得大家避之不及。家里穷,读书好,书包翻身,在农村也能有所盼头,但偏偏他和他姐读书也属于他们认识字、字不怎么认识他们的那种,所以他整个家庭就被全村归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类型。突然有一阵听说在外面做了不小的生意,后来了解到是主要收垃圾,所以用来堆放垃圾的场子确实要大,真是后话。回到村里,先学起了顾阿六的形象打扮,一样的衬衫系进裤腰,一样的油油的小分头,一样的拿着个茶杯,硬是把一个商人装扮成了干部模样,让人感觉很是违和,尤其是他不怎么驾驭得了他头发,一直把快耷拉到眼睛那里的那撮头发狠命甩上去,久而久之,形成了甩头的习惯,即使那撮头发没有垂到眼那里,也是习惯性地甩头,村民纷纷侧目,疑为“羊癫疯”。见到人群扎堆,这家伙总是急急跑回去,拿出一包中华香烟来派发,而自己却不抽,村民诚惶诚恐地接过,可能他是要在这一点跟阿六相区隔,塑造形成自己的大气风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