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湖笔 治世之功 莫尚于笔

苏州湖笔

治世之功 莫尚于笔

“治世之功，莫尚于笔”。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毛笔，万物之形、自然之才能被记录下来。纵有圣人之心，非笔不能宣也。毛笔，作为一种写作工具，对文化、艺术、文明的传承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文房四宝中，向来有“笔墨纸砚”之序。笔排在首位，不是因为价值居首，而是制笔太难。这笔，特指湖笔，源头是浙江湖州善琏镇。在中国书画界，有“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之说。而因近代一些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的影响，湖笔制作产业也扩散到国内某些地方，笔虽“姓”湖，却未必是湖州所出。苏州湖笔，便是中国湖笔制作技艺中一颗耀眼明珠。

“毛笔”据说是造字始祖仓颉发明的，他采用秋天新生的细毛，仔细调和了中间三束，外面五重包裹，拿犀牛角磨成黑色的管子装入，尖端如象的牙齿般锋利（上述说法收录自清代梁同书辑《笔史》，但并无实证）。

笔作为一款书写工具，可以说自有了文字以来，便有了它的存在，可以说它贯穿了中华文化的自始至今。文房四宝、尤其这居首的笔，是真正的具有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瑰宝，是中华文明、中华艺术之源。它的发明、它的制作、它的发展和精化，必定是随着文化活动之需要、文化品位之提升、文化精英之聚集，在使用中又不断研讨、改进、磨砺而完成的。中国书法“起于用笔，基于结字，成于章法，美于气韵”，其产生一方面由于特殊的表现对象——汉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独特的书写工具——毛笔。毛笔书法是用毛笔的运笔表现丰富书体，表达书法的丰富内涵。我国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大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书法风格有魏晋的峻秀、唐宋的雄强、明清的软媚，这些千姿百态的汉字书法艺术也只有毛笔能够写出。

但以动物毛发制笔源于何朝何代，确实已不可考证，毛笔作为一种由有机物制成的物品，极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存几千年之久。《诗经》说：“彤管有炜（史官所执的笔，管是红色有赤光的）。”

《博物志》上记载秦朝蒙恬将军造笔，但唐人徐坚则坚持认为早在秦朝之前，已经有笔了，蒙恬不过是把笔进一步加以工艺改进罢了。但无论如何，在今日之制笔行业内，蒙恬是公认的始祖。

尽管靠笔尖滑动成就了中国书画艺术的辉煌，但湖笔却不同于其他三位兄弟的身价。相对于已经跻身高端藏品界的墨纸砚，千百年来，虽贵为四宝中的奠基石，但毛笔作为快速消耗品的属性一直没有改变。

毛笔一直到现在都是由纯手工制作。湖笔虽小，但制笔却是一个系统工程。每支湖笔从原料进口到出厂，都要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择笔、刻字等12道大工序，而每个大工序，又可被分解为少则二三道，多至二三十道小工序。

黄庭坚说：“唯笔工最难……砚得一，可以了一生。墨得一，可以了一岁，纸则麻楮藤竹，随其地产所宜，皆有良工。”但是制毛笔太难了，对每个笔工来说，都有要严格遵守“三义四德”。所谓“三义”，是指制作工匠技艺要秉承“精、纯、美”的准则；所谓“四德”，是讲生产出的成品湖笔要“尖、齐、圆、健”，四德齐备。

去年，我们调研了苏州市非遗项目苏州湖笔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机构苏州苏州市栗本工艺品有限公司，该公司是苏州市唯一一家被确认为湖笔制作技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机构，拥有3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慧琴（择笔）、胡晶耀（装套）、潘海婴（水盆），公司负责人倪颂霖先生出自原苏州湖笔厂，在上世纪90年代苏州制笔老工人或退休或下岗之后，重新将他们召集到一起，对挽救苏州制笔业于将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次调研主要以田野调查为主，在对苏州市栗本工艺品有限公司制笔主体单位苏州古吴三阳笔庄湖笔技艺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湖笔制作历史发展背景，探讨苏州湖笔制作技艺的传承之道。

 

历史流布

据史料考证，先秦时代，楚人称筆为“聿”，燕人（河北以上一带的人）叫“弗”，吴人称筆为“不律”，《尔雅》上说的笔亦名“不律”，这可能是语音的转变；《说文》上同样记载了古代吴人（江、浙一带的人）称笔为“不律”；唯秦人称筆为“筆”。不管怎么称，看繁体“筆”之字形，都有一个“聿”字，那正是一个象形文字。

根据我国有效的出土文物考察文件记载，毛笔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以前。

对于毛笔的起源，一般根据都认为是秦朝的蒙恬制造出的毛笔。实际上，根据已出土的有关文物和记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彩陶上就能清楚的观察到毛笔作画的笔锋。例如具有代表性的双鱼纹盆等彩陶作品上，展现出不同毛笔技法画出的各种流畅的线条；在马厂期的陶器中，其陶器表变得花纹更为精美，线条活泼有力、错综变化，达到了一定的用笔境界。这些复杂的线条用普通竹木削制而成的笔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只有具有弹性能够器水的毛笔才能做到，而当时的这种工具正式现代毛笔的雏形。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完整毛笔是1954年考古学家在长沙左公山十五号战国中期楚墓中发现，被称为“长沙笔”，这支笔出土时套在一枝小竹管内，笔管长18.5厘米，口径0.4厘米，笔毛长2.5厘米。该笔与现今人们所用的毛笔相似，略长于现今小楷毛笔的笔锋，选用上好的兔箭毫，笔毛包扎在竹制笔杆外围，以麻丝缠紧，外面再涂粘漆粘牢。其笔锋尖挺，是抄写竹木简牍的良器。

到了秦代，在纸还没有发明以前，竹简、木牍、帛书等都是用毛笔书写的，这时的毛笔制作工艺有了新的突破，即将笔杆内笔头处镂空成腔，再以笔毫纳入其中，较前代之笔毫更为浑圆，也不易开叉。此工艺沿用至今。在对笔毛的选择和笔杆的纳毫处设计也都有新变化，笔头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和偏前的部分略粗，这样的笔蓄水力强、软硬兼备、富有弹性，丰富了书画作品的技法，也增强了书画作品的表达效果。又由于人们常席地跪坐、悬肘而书，写完后毛笔无处可放，就直接插在头耳一侧，所以这时的笔，笔杆很长，末端削尖，这就是当时的簪笔。

后来，随着汉代造纸术的发明，竹简慢慢退出，毛笔为适应新的书写习惯，制作工艺也进一步调整改善。这一时期的制笔技艺已趋于成熟,开始选用羊毛、狸毛、狼毛等多种材料混合制笔,成为早期的“兼毫”。随着毛笔种类的增多，诗人及画家有了新的用笔技法,为日后我国绘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东汉蔡邕的《笔赋》是最早关于制笔的记述，里面概述了选毫、削管、束锋等毛笔制作步骤。此时毛笔的笔头不仅用兔，羊毛，还采用了鹿毛，狸毛，狼毛等原料混合制成。得益于制笔工艺的长足的进步，东汉的书法艺术也发展到辉煌灿烂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画作品取得了前有未有的成就，促使了毛笔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在这一时期，笔工开始对各种动物毛的性能做实验，研究出尖锐的兔箭毛最适合作为毛笔笔柱,而不同性能的动物毛分布在笔头的不同位置，可以满足书画家的不同需求产生不同的书画效果。用兔箭毛作为笔柱，黄鼠狼毫作为披毛，既能使线条具有力度,又能保证足够的蓄水量，这种制笔工艺就是披柱法。披柱法的出现是我国制笔业的重要转折点，直至今日我国毛笔制作依然延续着这种传统的工艺。

三国魏韦诞的《笔墨方》在选毫、裹束方面的论述比蔡邕更加细致入微。韦诞制笔法反映出魏晋时先进制笔工艺的过程和特色。

西晋时制笔很是讲究，此时制笔工艺除了考虑实用需要外，也开始注重注重装饰。

兔毛应该是魏晋以前制作毛笔的传统材料，到了晋朝，在兔毫质量不佳或者某些地方缺乏兔毛等情况下，开始以鸡毛、鹿毛代替，扩大了笔毫材料的选择范围，制笔业获得很大发展，笔毫种类的变化对书法风格有一定影响。

隋唐时期，制笔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宣州制笔业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起来，其制笔技术精良、工料精致,受到了皇族和书法画家的认可。制笔匠人的队伍在唐代更加壮大，出现不少专门的制笔作坊。而且官署沿袭汉制，有专职笔匠。唐代的笔以兔毫为主，大多出自宣州。

隋唐毛笔的笔头短而硬，蓄墨少且易干枯，于是又发展产生了一种锋长劲柔的笔。长锋笔与唐宋时期纵横洒脱的新书风相伴出现。

而到了五代两宋时期，制笔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我国书画业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为了满足书画家的需求，制笔技术考虑的更加全面，羊毫和狼毫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宣州兔毫闻名于唐宋时期，在宋代声名尤著。宋代不仅兔毫依然受到欢迎，羊毫也得到了普遍使用。宋代的制笔工艺，一改晋以前的旧风，逐渐趋向虚锋、散毫。也就是所谓的“无心散卓笔”。当时的制笔名匠众多。诸葛高，安徽宣城人，所制宣笔朝野尽知，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皆有诗文赞誉。苏东坡称，“惟诸葛高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

南宋偏安一隅，政治、文化中心南移。既入于元，一代书画宗师赵孟頫居吴兴（今湖州），其地文风勃兴，当时制笔业亦兴于斯，于湖州、嘉兴一带异军突起，逐渐取替了宣州制笔的地位。湖州早就有制笔业，尤以善琏镇为最。湖笔虽采用紫毫、狼毫、鸡毫、羊毫，但主要材料是羊毫。由于羊毫价廉易得，所以为湖笔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以羊毫笔形式为主的湖笔取代了刚劲有力的宣笔，在元代十分盛行。

明清时期，我国制笔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形成了软毫笔和硬毫笔两大笔类，直至今日，虽然笔毫的种类多种多样，但仍可分为软、硬两大类。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毛笔制作也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根据书法、绘画的需要，还创新出了揸笔、斗笔、联笔、提笔等书写特大字的大型笔，以及蓄墨较多的长锋笔等新品种。不仅讲究实用，而且更注重工艺装饰。创新了兼毫制笔，即利用更多种不同性能的毫互相搭配，使笔毫软和圆健、挥洒自如。

湖笔制作技艺向苏州的迁移

从唐代到宋代，当时最有名的并非湖笔，而是安徽宣州地区笔工生产的宣笔，以兔毫笔为主。从南宋开始，宣州陷入多年的战乱，宣笔的制作逐渐衰落。南宋又迁都杭州，政治、文化中心南移，这给离杭州很近的湖州善琏镇的制笔业带来了机遇，从此中国毛笔开始了湖笔时代。

湖笔原产地善琏镇，历来归属湖州，所以称作“湖笔”。善琏生产毛笔至少从隋代就开始了。有关古籍记载，王羲之的七世孙、隋代大书法家智永在善琏永欣寺研习书法30多年，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很高。

元代起，湖笔名满天下，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笔工，如冯应科、陆颖等。《吴兴府志》记载：冯应科的笔、赵孟頫的书法、钱选的画，当时被称为“吴兴三绝”。也有史料记载，赵孟頫作书作画非陆颖的笔不可。

到了清代，书籍有记载的笔工名字反而少了，其原因就是这一时期善琏笔工纷纷在各地开设笔庄，笔庄成为与文人书画家交往的主渠道，笔工个人的色彩就淡化了。

自蒙元退漠北，明清两朝延续一统，继有民国创立，五百年间，江南文化艺术中心、百工制作中心一直是在苏州（吴中），因此制笔业界的精良商户亦有部分陆续转移至吴中。仅取最可证信的民国时期资料，自1937年后陆续迁苏州落户的原湖笔制笔技艺工人等，就有129户、310人之多。这是在湖笔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笔工群体性迁移，战乱是其直接原因。

明清两朝及至民国时代，苏州培育出的湖笔佳品，举国崇信，有关民国制笔业档案文献中不乏苏州文林堂、苏州杨二林堂、苏州陆益元堂、苏州貝松泉笔庄等等的介绍。杨二林堂创办于同治年间，址在阊门和观前二家。陆益元堂创办于道光年间，至 1967 年，被并入东来仪文具店。贝松泉笔庄创办于道光年间，早年经营极好。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贝松泉笔庄中用一位善琏籍的“把桌师傅”，叫做沈珏卿，他的制笔技艺、管理水平在当时苏州笔界可称上上，后来到1945年成立“吴县笔业职业工会”，沈被选任为理事会常务理事长。此人后来为苏州湖笔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由湖州善琏镇迁移来苏州落户的制笔工人为生产者300余人，形成苏州制笔业影响全国的中坚力量。

苏州制笔业传承自解放之初，至1956年成立集体所有制苏州湖笔社。“文革”结束始成立苏州湖笔厂。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勃兴，时有沧浪湖笔社、金阊湖笔厂等等，一时呈竞争态势。当时有制笔世家李伟国先生及有街道背景的陆钧先生，全力支撑金阊湖笔厂生产经营，其技术骨干悉为钱氏家族诸位师傅。

然改革进程快、变化亦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国营的湖笔大厂开始式微。时就职于金阊湖笔厂倪颂霖不畏险阻，扛起湖笔制作传承大旗，发起成立了苏州市栗本工艺品有限公司，对所有退休或下岗的制笔老艺人来者不拒，应收尽收。制笔大师邵文炳老先生不顾老迈体衰，全力支持其徒倪颂霖先生创办起“古吴三阳笔庄”，亲自顾问生产制作，于质量控制尤其严厉，从不苟且。

苏州湖笔对锋颖的讲究最能体现苏州湖笔工艺的独特风格，颖是指笔锋尖端一段整齐透亮的部分，苏州湖笔对此的要求是这一段的下部界限分明而平齐，即每根笔毛的这部分要长短划一，不符者须一一剔除。这也是个工艺关键，每个工艺关键要求严明，程序繁杂异常，操作要求精细，要制作上乘的“苏州湖笔”是非常不容易的。

湖笔的制作工艺极为精细，在全国制笔行业中是独树一帜的。湖笔的制作工艺经过历代前辈艺人的不断改进提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制作一支毛笔分水盆、结笔头、装套、择笔、刻字五大类工序。水盆是头道工序，是对笔头的加工制作过程。水盆工序相当复杂，它不仅生产半成品，还包括原材料加工整理过程。湖笔之所以成为名牌产品，正是因为它对原材料有一套特殊的加工过程。

一只毛笔从原材料整理开始到成品完成要经过100多道细小的工序，制作者对每道工序都要认真对待，一丝不苟。前面讲了水盆、择笔两大最核心工序，其他结笔头、装套、刻字等工序同样有严格的操作规程，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