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绿·枫桥公益论坛： 社区治理与公益创新 如何高质量发展
映绿·枫桥公益论坛：
社区治理与公益创新
如何高质量发展
2021年4月16日下午，由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办事处和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办的映绿 ·枫桥公益论坛——新时代的社区治理和公益创新在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举办，论坛邀请了来自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学界，对如何更好地促进政社协同，适应新时代的社区需求，促进社区治理创新的主题进行了共同的分析、探讨和分享，并提出了若干应对之策和实践建议。
在经历2020年的疫情爆发到最先摆脱疫情进入全面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及“十四五”规划启动后，2021年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新时代政府和社会的努力方向。如何通过公益跨界协同，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是政府、社区、社会组织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作为长期致力于公益组织能力建设的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不仅在为全国4000多家社会组织提供了培育、评估、咨询、研究等公益支持服务，也在过去十年中，与苏州市、高新区、相城区、吴江区、工业园区等各级政府合作，开展社会服务机构能力建设、“双社项目”评估、社区基金会培育等公益支持，促进了苏州的社区治理与公益创新。
受苏州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委托，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帮助开展实施2020年高新区社会组织能力提升项目，期望通过一站式能力建设和分层培育，提升高新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规范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原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映绿名誉理事长马伊里，苏州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周咏梅，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黄志强，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社区建设处副处长杨效筠，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办民政科负责人等受邀参加了论坛，此次论坛也邀请了来自上海、成都的专家学者，并作为本次论坛的分享嘉宾。
论坛由上海映绿创始人、理事长、首席顾问庄爱玲博士担任主持，她也在论坛的主题对话及总结环节进行了分享。
周咏梅：高新区“三社联动”的积极探索
苏州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周咏梅女士向大家介绍了这几年以来苏州高新区在探索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推进“三社联动”的工作机制，以及提升基层治理和居民治理能力、社区治理服务水平提升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
苏州高新区以区级社区建设发展资金为杠杆，积极开展了社区服务社会化的项目，“三社联动”工作多点开花、不断深入，在2018年、2019年先后组织开展了29个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并且在去年2020年进一步加强规范和引导，组织开展了区级的扶持项目和公益创投项目，全年项目合计一共投入了将近350万元，撬动了各个街道自主项目总金额近200万元，全区合计开展了70余个社服项目，实现了社服项目区域的全覆盖。
在积极打造区政街道两级的社会组织培育中心方面，苏州高新区不断推进社区治理两极生态圈的品牌建设。在2018年实现了区镇街道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全覆盖，并且依托了这个平台培育和孵化刚刚成立的社会组织来推动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实现了社会组织多元化发展。我们从2016年开始，通过公益创投、社区扶持项目、街道微创投、微自治项目等一共实施了将近275个公益服务项目，资金的资助累计达到了4891万元，实现了全区公益服务项目全覆盖，逐步推动了专业社工参与到我们的社会组织里，实现了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
苏州高新区在吸收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方面，不断地进行深化。一方面参与的主体在不断的多元化，同时，这些社会组织参与的领域也越发的广泛化，从服务对象来看，有针对弱势群体的特殊民生服务，也有面向社区居民的一般性服务，当前参与领域较多的包括养老服务，但同时司法、心理咨询等领域也逐渐的需求增长起来。
随着城市发展和社会变革，居民对于社区治理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地在提升，对社区精细化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苏州高新区将着重推进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促进社区服务更加的优质、丰富，二是要推动建立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机制，三是积极推进我们社区的共同体建设。
马伊里：社会组织的终极目标是解决了问题，消亡了自己
我理解跨界协同，是我们社会组织和政府协同，今天没有说企业，我们只说政社跨界协同的问题。协同是一定要有动力、一定知道协同的相对方有什么我需要的，然后相互之间有互动的模式，最后他们能够同起来，协是为了同，要一起做一件事情。在这个议题下，我的观察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新观察，互动的模式有变化。
所谓互动是有变化的，正如前面两个专题发言当中提供的一些信息以及我平时的观察，在这个之前我们政社互动的模式是通过购买、通过培育来的，是这么一个结构，比较大量的、爆发式的，是这样一个格局下出来的，叫做政府购买，然后政府培育。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社会组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金。明白的社会组织借着这个机会发展了自己的能力、锻炼了自己的协同能力。不明白的，就出了问题了，无法消化这么多的资金，就出现了很多负面新闻。
培育，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用资金来培育社会组织，但是到最后发现，由政府培育的社会组织差不多是事业单位，乖乖的，也没有创新性。到最后，一直到这次疫情，政府发现社会组织不要也没有关系的，正如今天也有一些政府的同志们说为什么要找社会组织，因为我们人手不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初级的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可以增加我的人手。
如果光光停留在这个点上，你很快就会人手够了，社会组织还合作吗？不要他了。这次整个的疫情，政府锻炼得很厉害了，社会组织就可以不要了。我的人都已经是很专业的社工了，干吗还要社工组织。所以政府必须重新反思为什么要跟社会组织合作、到底看重社会组织什么样的好？社会组织自己也要清楚你到底跟政府不一样在哪里，在社会上面你的唯一性、你的存在意义到底在哪里，这都是要思考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互动模式在发生变化，很开心、很高兴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听到了这种转变所必需具备的很重要的要素。
我当年在上海推动公益创投的时候，我就是说用福彩金的钱招募最好的社会组织、有竞争力/独立意识的社会组织，我不是拿来扶持社会组织的，我没有资格，我没有权利用纳税人的钱去扶持一个不行的组织让它为老百姓服务，这在我的逻辑里面是不通的。所以我会要竞争、评估，但是这个评估不是政府评估，是社会的钱，社会评估。就是一定要有社会的资金来，一定要有一个更好的。
所以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概念是不存在的，社会组织应该由社会培育。互动模式会有一个变化，我们真正的要从伙计走到伙伴，要尊重他的独立性、尊重他的特殊性。一定要知道什么东西对你好，你才去买单他。
第二个发现，社会组织的组织链在发展。
行业生态，行业在成长、组织链在成长。支持性组织是一个阶段，一开始光有服务型组织，没有组织链。在上海，社会组织的组织链正在产生，我觉得组织链的发展是将来有机会成为独立意识协同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第三个发现，社会组织的影响力我们怎么来理解。
什么叫做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很多社会组织都在表现自己说在某个阶段有一个，在全国各地有一个，红旗插了中国的一大片，这是我的影响力，我把我的理念推广到全国。
我最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我差不多是否定的。社会组织的顶端在哪里？社会组织的顶端是，我没有自己的利益，我只有别人的，有一个社会问题，我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当这个社会问题被解决的时候，就是我消亡的时候，我的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消亡自己，如果是这么一个逻辑的话，我就是要消亡自己，推动社会进步。
庄爱玲：公益生态当前依然很脆弱
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带领大家看一看中国的公益走过的路。我个人今年是第32个年头全职做公益，以前在大学当老师，我看着中国公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正在从弱向壮的过程走。
全国目前大约有90万家社会组织，在上海其中可能有40%左右是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但在一些相对落后地区可能是5%—10%，平均下来大概15%—20%的比例，如果这样算，大概也就是18万家—20万家左右。
1981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是公益组织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由政府推动，比如说中国青基会、扶贫基金会等等。但是从1995年开始，民间公益开始起来，更多的关注妇女儿童、环境、残疾人的人士和团体涌现出来，原来叫草根公益，这些公益起来之后，他们有意愿，但是没有资金，也缺乏很多相应的支持。那时候我们要注册一个公益组织，或者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是非常困难的，要业务主管部门的准入性审批。
2004年是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基金会开放，也就是可以个人和企业可以发起基金会了。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社工机构，包括我们专门做公益组织支持服务的这些机构组织开始出现。
到了2008年的汶川地震，150万志愿者到前线，很多的公益组织也到地震灾区，映绿也在那做了三年。我们更是从2008年—2016年，用了八九年的时间在四川培育因灾而生的公益组织。
在这个过程中，从草根公益到组织化、专业化，社工机构专业化、养老机构专业化，然后进入到职业化。
到2014年的时候，又一个重要的转变出现了，政府开始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放开四类社会组织登记，一大批各类公益组织、社会组织出现。我后来统计了一下，2014年之前的社会组织总量跟2014年之后成立的总量差不多，翻了一番，那个时候大概40万家，现在90万家。
从这个角度，公益组织需要一个公益生态，现在中国有大约9千家基金会、40万家社团，还有50万家的民非（社会服务机构），而社会服务机构现在在整个政府的购买服务、社会治理中间其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社会服务机构现在是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力量。
今天我们看到社会组织数量多了，可是我们的公益链其实非常脆弱，9千家基金会只有2%左右有资助性行为，是资助性的公益基金会。但是其他大量的基金会叫做自收自支，自我运作，也就是我有钱自己做项目，没有发挥基金会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又有大量的社会服务机构其实有社会服务能力，可是拿不到公益的资金、资源的支持，永远也长不大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大部分的社团是行业的社团、经济的社团、社交的社团，但是公益性的社团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在社区这个部分，相对要更弱，多数的社区社会组织处于休眠状态。而在社区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数量又很少。我们还有一个链，能够提供资源支持的机构又非常的少。
所以在未来的大概5—10年，是对于整个公益行业来讲很关键的时刻，公益的生态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加入进来，基金会可以真正变成朝基金会的功能发展的时候，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政府、社会、企业、社区各界的跨界的协同，才能够让公益真正发展，高效地回应新时代的新需求、新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