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史学家方诗铭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今年是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百年诞辰，也是他驾鹤西去十九年。有些人虽死犹生，令人难以忘怀。先生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这样的师者和尊者。他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历历在目。

方诗铭

1919年9月17日，方诗铭先生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读书为官的富裕家庭。他从小在父母熏陶下开始翻阅古书，经史子集、志怪传奇，无所不涉，打下了厚实的国学基础。1945年齐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在顾颉刚先生推荐下进入文通书局编辑所任编辑。1948年到上海工作，先后在上海博物馆、上海文管会、上海历史所任职。

自1957年2月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后，方先生长期从事中国中古史和近代史的研究。动荡岁月中，先生一度被下放到干校劳动，约1972年前后因接受“廿四史”中《宋史》及其他古籍整理和标点的工作需要，重返坐落于徐家汇漕溪北路40号历史所工作。1978年历史所完全恢复正常运转和研究工作后，先生出任室主任、所长、名誉所长和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

方诗铭

我与先生结缘于45年前上海历史所。1974年初，作为《文汇报》社通讯员的我，在报社理论部推荐下进入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习。那年先生55岁，我才23岁；他是师者，我是学员。当时先生也处在逆境中，但他依然读书、治学不止，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独立思想。

从小嗜好读书、爱好史学的我有机会进入历史所学习，如鱼得水，自然是整日泡在阅览室中，一头钻入故纸堆中。先生也经常来阅览室，这便于我及时向他请教和解惑了。从此我在学史、治学上不断得到他的精心指教，获益匪浅；一老一少，亦师亦友，从相识到相知，竟成了忘年交。1975年3月历史学习班结束后，我回到了原单位工作，但对史学的爱好，及与先生的友情和交往却一直没有中断，并伴随岁月的演绎和发展日益加深，友情愈加笃厚。

当年，先生不仅耐心细致地指导我读书和治学，还叮嘱我一定要继续学习和深造，甚至在给我的信中也不忘勉励叮嘱我。在他的勉励、指导和鞭策下，我不仅读完了“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写下了多册读书札记；在他叮嘱和鼓励下，我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完成了中文系专科和历史系本科的学业，成为一个有学历和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不久在先生的关心和推荐下，我成为上海市历史学会成员之一。

先生知识渊博、学问笃实、学识通透。他读书治学是上下古今，兴趣广泛，在史学上更是精研深透：上自甲骨文考辨、金文释义、古本《竹书纪年》研究、《天问》解惑、汉简释读、三国人物评论，下至近代小刀会起义历史拓荒、郭沫若史学理论剖析等，学术造诣深厚。先生治学有三大特点：一是考据学上具有非凡功力，其最具影响力的是《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这是他根据古代类书、古注等重加辑录佚文，博采甲骨金文及出土文物新发现资料，进行考证，做到地下史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从而科学地将这一研究推到新的境界，受到海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成为海内外学者征引《竹书纪年》内容的首选著作。二是史学研究上具有扎实功力，其代表著作是《中国历史纪年表》。此书因编写缜密，已成为研究中国史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并作为《辞海》的一部分，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泽惠无数读者。三是学术研究上具有通透功力。所谓通透，其实质就是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功力。

方诗铭先生晚年虽不减考据治史的兴趣，但更多精力却放在对三国社会、事件和人物的贯通研究上，有《曹操·袁绍·黄巾》《三国人物散论》《方诗铭文集》等专著传世，以飨读者。（翁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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