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玉先生二三事，一位文化老人的硬核人生

徐中玉先生生于1915年2月15日，今年华诞已过，虚岁就是105岁了，在学界是少有的人瑞。我与他接触较多时，他已度过了坎坷困顿的中年，步入了老年。但他的干劲和作为哪里像是过了耳顺之年的人？我推想，除了他身上有遗传的长寿基因外，还因为他要把失去的二十年宝贵光阴补回来。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是有深切体会的。

徐中玉（中），王元化（左二），梅朵（左一），公刘（右一），曾卓（右二），作者（后排左一）摄于1985年第四届湖北年会

从新时期到本世纪初，他度过了一个学者兼教学和学术活动组织家的黄金时代。中玉先生本人又是一个有远见卓识、不满足偏安一隅的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共同倡议，使中断了三十年的大学语文课程在国内许多大学得以重新开设，并率先主编了《大学语文》教材，选目令人耳目一新，被许多高校采用，在各种版本的同名教材中，市场占有名列榜首。他不仅是倡导者、主编，还是众望所归的“大学语文研究学会”的会长，对提高中国大学生的语文水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堪称当代中国大学语文之父。

中玉先生还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任《中文自学指导》杂志主编。自考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需统一编写出版相关的自考教材，累计的印数巨大。其中有的教材编写他亲自主持，有的委任主编和副主编，如自考教材《文学概论》。我作为作者之一参与这部长达50余万字的教材编写，去年出了最新的修订本。

徐中玉（中），钱谷融（左二），作者（左一），迟志刚（右二），吴欢章（右一）摄于2008年，中玉先生93岁时在上海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建立及其直属刊物《文艺理论研究》的创办，是中玉先生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前身是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硏究会，创立于1978年5月。周扬任名誉会长，陈荒煤是第一任会长，副会长是黄药眠、陈白尘和徐中玉，实际操办者是中玉先生。学会连续举办了几届论题富有现实意义、反响甚大的年会。如1980年7月在庐山开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研讨会，此论题正是当时中国作家和理论家迫切关注的。荒煤、丁玲等文艺界的资深人士与高校文艺理论教师共同讨论，各抒己见，参会者都觉得收益良多。会议报导和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开了此论题的先声。几届下来，要求加入学会的申请者已超出高校的范围，旁及研究所、媒体、出版等专业人士。1985年在桂林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上，即改名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玉先生本人直至1993年才任会长。他作为学会的创始人，在默默无闻地从事所有实际领导工作达15年之后才出任会长，固然是出于有利工作的深谋远虑，但他的谦让精神值得钦佩。

并不是所有的学会都有自己的刊物，而中玉先生创办的这个学会，在1980年6月就创刊了《文艺理论研究》。中玉先生在考虑刊名时，我提出了这个比较直白的刊名，为了强调这是一本理论刊物，而且旨在对古今中外文论的全方位研究。中玉先生采纳了这个刊名，并通过荒煤请周扬题字。主编仍由会长荒煤担任，副主编按副会长序次排列。

1985年他和钱谷融先生并列刊物主编。此刊最初为季刊，后改为双月刊，是国家社科基金第一批资助刊物，我记得当时一年不过拨款五千元。后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刊印出版，并由学会和华东师大合办。中玉先生是这个刊物的实际掌门人，且事必躬亲。我那时是学会的副秘书长和杂志编委。记得当时同为编委的张德林和我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商讨刊物诸事，包括约稿、选稿和退稿，中玉先生还与我们一起拆信、复信、贴邮票，大家都不拿编辑费。处理刊务晚了，他会邀我们去他家共进晚餐。他常征求我们有关刊物栏目和选题的意见，我们也可向他推荐稿件，但终审权在他那里。如果逢到要开年会了，他也会及早听取我们的意见。

中玉先生信札

除了在不定期的刊务会议上商量，有时他也会写信征询意见。如1991.1.7他致信说：“我们刊物、下次年会，这些问题请先考虑一下。目前，年会尚不成熟（时机）。刊物国外印象颇好（晓明回来讲起）。最近有何新作？得意的便请寄来”。2002.11.16他来信说“我刊准备切近些当前问题”，“也想召开些很小型的座谈，谈得深些，在刊物上发表。希望提建议。”当年我在回信中提了什么建议已经忘了，但寄过一些自觉不至于辱没刊物的文章还是记得的，其中有一篇万字稿他排在卷首，还写信鼓励我再写。但他也退回过我一篇万字长文，那是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写的一个条目。对此我没有意见，因为不一定适合作为刊物的论文刊登。《文艺理论研究》在中玉先生亲力亲为亲自把关下，成为学界公认的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权威性的文艺理论刊物。

四十年来，中玉先生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充沛精力和敬业精神从事了众多的工作，难以一一尽述。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致我的一封信中说：“日忙于杂务，荒陋益甚。可能情况下还想做点好事实事，如此而已。”因为他兼任的工作太多，又事必躬亲，必然会觉得不胜繁杂，但他始终停不下脚步，“还想做点好事实事”。如此质朴的话，却道出了一位热诚爱国和专注事业的老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现在他虽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意识渐趋模糊，但他留在我记忆中的，永远是挺直了腰背走路，以及挺直了腰板做人。他生来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实干家，又是一个宁折不弯的硬汉。这就是他令人敬佩的硬核人生。（王纪人）

本文作者（左）与徐中玉先生摄于2002年，中玉先生87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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